“16岁开始演员生活，阅读就时常伴随我，也会时常写写。”1947年，黄宗英在《文汇报》上连载发表《寒窗走笔》，这是拍完自己首部电影《追》后她对自己表演路途中思考的记录。这也恰是她艺术人生的剪影：阅读与写作是她一生的陪伴，而因着艺术，她依旧在“主场”。
2025年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的百年诞辰。9月26日，上海文艺会堂内，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作协和上影集团联合主办的黄宗英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此举行。
黄宗英以话剧《甜姐儿》初绽锋芒，随后在银幕上塑造了《乌鸦与麻雀》中的余小瑛、《家》里的梅表姐等经典角色；转战文坛后，她以《特别的姑娘》《大雁情》《小木屋》等报告文学作品记录时代变迁，并撰写大量剧本、散文。
为何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围坐才能几近完整描述黄宗英的一生？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影协主席郑大圣说，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写报告文学、拍纪录片。她是一位现代性的创作者、艺术家，在今天叫作“跨界艺术家”。以她的好奇心、勇气，在不断探求探险，所以她艺术创作的轨迹如此斑斓，她最勇敢地示范了什么叫“在自己的身上克服时代”。
黄宗英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一进戏，觉得我是真的活着”
强烈的青春气息，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黄宗英是因话剧《甜姐儿》一炮而红走上电影银幕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正是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黄宗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自此拍摄了《丽人行》《乌鸦与麻雀》《鸡鸣早看天》《喜迎春》等一批进步影片，她的戏被业内人士成为“少而精”，每一个角色的演绎都有其独特滋味。
电影《丽人行》剧照。
从富家小姐、泼辣情妇、军官太太、教师职员到党的地下工作者，黄宗英演绎的角色跨度极大。在电影《乌鸦与麻雀》中，黄宗英塑造了1948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军官的情人余小瑛，既有欺诈上海住民、为虎作伥的凶恶，亦有妩媚，表现得复杂又精巧，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上海影协原主席任仲伦认为，“她通过轻浮与凶蛮的交替演绎，让这个市井角色充满人性的复杂”。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谈洁提及，“她的表演充满了真实感和层次感。正如学者饶曙光所说的——让人在回味中感受到表演尤其是人物塑造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因为她的表演扎根生活、关注现实、追求进步，因而避免了当年荧幕表演的‘同质化’‘脸谱化’现象。”
电影《乌鸦与麻雀》剧照。
演员演戏，先理解角色，把表演放在后面，黄宗英的“梅表姐”亦是影坛经典。电影《家》改编自巴金的同名小说，黄宗英眼中“梅表姐”得是幸福的，她越洋溢着幸福，观众才能体味出角色受封建压迫而悲惨的命运。因此，“别人的梅表姐，是苦相‘愁梅’，我不想这样演，我要演圆脸圆眼睛、扎着双髻的梅，这样才显得幸福。”
电影《家》剧照。
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曾在2018年去拜访黄宗英，他发现，在那个阳光暖融融的小房间里，尽管她可能在95岁的时候淡忘了很多事情，但是梅这个角色在她的心里烙印极深。“我请宗英老师，为在巴金故居举行的‘致敬巴金先生诵读’写几个字，她就写下了‘我从梅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句话也正是她1956年在拍摄《家》的过程当中，创作笔记中的最后一句话。”
黄宗英曾写下，“一进戏，觉得我是真的活着。”而她对艺术如此热忱的原因，大概可以用2019年她为上海上影演员剧团所立赵丹雕像题写的一句话概括“艺术家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幸福”，这是赵丹的话，亦是黄宗英的心声。佟瑞欣提及，“宗英老师不但本人演艺精湛、精益求精，更以精深、敏锐的艺术直觉当了剧团很多演员的‘伯乐’。据剧团前辈宏霞老师说，她的出道就是宗英老师推荐的。海燕老师也说，她的写作是宗英老师教的。因为宗英老师，中国的影坛和文坛都多了一份温暖和洒脱。”
在文学里走向“前方”
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作，黄宗英总有一种痴迷。上世纪五十年代，黄宗英从影坛转入文坛，既然要做这份工作，她就要时时刻刻琢磨如何写作。1954年，她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平凡的事业》诞生了。很快，在六十年代全国报告文学的热潮下，黄宗英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现实中，创作了《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大雁情》《八面来风》《星》《小木屋》等作品。
黄宗英将报告文学视为“前方文学”，正如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杨晓林所言，“好文章是用脚写出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1962年北京高中毕业生侯隽自愿放弃考大学，去天津宝坻县窦家桥村插队落户，黄宗英为了写她的故事，骑着自行车带上面粉和油，与侯隽同吃同住，写下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发表于人民日报。“我从不采访，都是想我能为他做一点儿什么。”黄宗英曾说，反正我只把我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切、炒、烹、炸”力求原色原味“端”出来。我没“读食谱”混混沌沌变成个报告文学家了。
侯隽在农村的家门口。
晚年的黄宗英经常“以病房为家”，在她病房的书堆旁总放着一张六寸黑白照片，那是她1982年10月第一次进西藏拍摄的：雪山里被风吹起飞扬的乱发，记录着她不断介入与探索社会的勇气。黄宗英在她的创作生涯中，走进陕西山沟，登上青藏雪原，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认为，“在《大雁情》中，她为一位饱受争议的女科学家呐喊。在《小木屋》中，她深情记录了一位女科学家对高原生态事业的执着坚守……她用自己的笔守护真理，传递善意、呼唤理解，彰显了文学关怀现实、推动进步的强大力量。”
黄宗英的创作轨迹如此斑斓，正如她曾在《文汇报》写下的文字：“在广袤的版图内外，艺术家岂是过客？在时间的溪流狂涛中，艺术家恰似载卵的鱼儿迎浪弋行。”在这次研讨会上，上海视协副主席曹可凡说，“她说自己是属云的人。她的一生就像一朵云，从一座城市跑到另外一座城市，从一个职业做到另外一个职业，从一个家到另外一个家，似乎是漂泊不定，但是她有这样的能力和魅力，无论身在何处，她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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